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

　　■陈光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在发生转变。
　　第一，确立质量性发展目标，继续“放低增速”。《建议》提出，下一个五年我国经济的增长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这一增长目标的制定既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规划，又完全具备可行性。党中央制定这样的增长目标的意图在于，继续放低经济增长速度，而强调将结构调整，提高质量和效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来。
　　同时，引入了单位GDP能耗指标，这在之前的10个五年计划中都是没有的。应该说，用单位GDP能耗指标来搭配人均GDP指标很好，很有必要。这样，可以实现既要求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能够以资源节约的增长实现发展速度的目的。要实现这样的增长，就必须在降低消耗、优化结构、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方面多下功夫。因此，这两个指标是互相搭配和制约的。
　　第二，确立新的增长动力，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建议》要求，在下一个五年中，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样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突出强调，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乃至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不断加剧，我国产业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进口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目前，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巨大障碍。因此必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力量突破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扭转我国在重要领域的关键技术上依赖国外的状况，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抢占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第三，“计划”让位于“规划”，凸显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规划的特点就是从具体、微观、指标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向宏观的国家空间规划转化。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调节还是由政府直接决定，这是计划经济下的计划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的一个根本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跳出来，转为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规划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活动不具有约束力。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建立在对市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的。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规划将主要运用市场机制，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投资效益将成为引导资源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在发挥国家规划对资源配置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迈出新步伐。与竞争行业各项具体指标的消失形成对照的是，“十一五”规划将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如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十一五”规划将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这是政府转变职能，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尤其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有自我约束，要对百姓有所承诺。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领域的内容减少了，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充实了，规划侧重点的变化，对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由计划到规划，表明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能，后两项任务是政府极为
　　重要的职责，也恰恰是当前政府最为薄弱的环节。
　　第五，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性障碍，仍制约着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十一五”期间这些关键领域改革要有新突破，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实行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十一五”期间，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规划建设好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改善农村面貌，促进城乡同步发展。下大力气解决“上学看病难”。要更加注重人民生活和群众利益问题，努力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鼓励企业尽可能增加就业岗位。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鼓励企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分配是民心所系，要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做好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工作；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是民安所在，要进一步解决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社会群体享有公共服务差别大的问题。